​　　李贺忠的作品展，是在陈浩兄与我的一再催逼之下，才得以“出笼”的。六年前，我们三人联袂办了一个“集印为诗”书法篆刻展，巡展南北五城，可谓圆满成功。从那时起，每次见面都要提我们仨各自办展的事情。陈浩兄才思敏捷，出手最快，连续办展，硕果累累；我虽属圈外“玩票”，与家人一块诗书拓印，也连续办了十六次各类展览。唯独贺忠兄沉得住气，一直引而不发。近三年来，我和陈浩几乎是“威逼利诱”、“急扯白脸”，软硬兼施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只为催着他“闪亮登场”。如今，他总算把这个《砚边拾梦》诗书画印展奉献于世人面前——何谓“厚积薄发”？此之谓也！

　　几年前，我偶然看到贺忠兄的山水画，那种清新俊逸、古意盎然的画风，令我暗暗吃惊。我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不知贺忠兄是何时掌握了如此清脱超俗的绘画技巧，这位素来低调的艺术家，竟然能把自己的‘怀中利器’隐藏多年含而不露，这种超凡的定力不由人不钦佩。在举世滔滔浮躁喧哗的世风中，一个艺术家能如此气定神闲，涵养精神，其未来之成大器者，必也！”当初是论其画，如今拿过来兼论其人其艺，不亦宜乎？

　　贺忠本以书法篆刻为世人所知。他的书法，行书以黄山谷为宗，尤以《松风阁》为日课。风华婉转，恣肆开张，显然受到同样宗黄的田原先生影响甚深。然以我观之，贺忠得黄之瘦硬偏多，而丰腴稍逊。篆书自秦诏版、散氏盘入门，广纳博收，线条刚劲，近年更以汉金文为圭臬，作书治印，皆有归依。我最看重的是其隶书，有《张迁》《礼器》《石门》打底，却不留其痕迹，刻意淡化被视为隶书“不二法门”的蚕头燕尾，只管放笔直行，似斜反正，于摇动中求变化，于偏倚中找平衡，其动感和气势，皆令人耳目一新。这种写法和笔法，堪称是当今隶书界罕见之作。我一直想探究贺忠此体的渊源所自，却不得而知。一日，他来寒舍观碑，偶然得知我藏有一套山东《武梁祠》画像石原拓，惊喜莫名，当即索观良久，喟然叹曰：“我一直在临习武梁祠的汉代石刻，却从未见过原碑拓本，今日终得一观，叹为观止！”由此，我问及他临习汉碑之脉络，他坦承自中年之后，不再抚摹公认的汉隶名碑，而转以小宗碑石为法。除武梁祠外，用力更勤的还有芗他君碑、安国祠刻石、元嘉元年刻石及汉砖瓦陶文字。由此可知，贺忠兄不惟勤奋，更有异于常人的艺术智慧。冯骥才先生曾说：“天下什么道路最宽广？没人走的路最宽广！”明乎此，则险境寻踪，踽踽独行，寂寞困守，曲径通幽——贺忠之隶书，盖因此而风貌迥异于人，成“夔一足”耳！

　　篆刻是贺忠兄用功最勤的艺术门类。作品数量最多，风格也最多样。十年前，我在《韧斋印谱序》中，曾预言：“他的艺术正在蓄势待发，面临着一次新的质变和跨越，即，从以往的刻意为之向无意为之跨越；从有我之境向无我之境跨越；从精雕细琢苦心经营向‘既雕既琢复归于朴’的天籁境界转变。”我认定“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艺术探险，断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。”。如今，十年过去了，他把一批新作发送给我，着实令我眼前一亮——这是他为苏东坡十六件赏心乐事所刻的一组套印，朱白相间，篆隶参差，工稳与写意并重，古朴与新韵交融。我尤喜“月下东邻吹箫”、“微雨竹窗夜话”、“抚琴听者知音”、“客至汲泉烹茶”诸印，不惟偏爱其意境，更对这几方印的构图和刀法目接而心悦。展品中还有几方大印非常醒目，曰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，曰“春潮涌动”、曰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”。浓郁的时代气息与鲜明的深圳特色，令新老深圳人看了为之动情。而这几方印的艺术处理也则独具贺忠治印的特色，汉金文的风神尽在铁线刻痕中了。

　　记得贺忠兄若干年前曾醉心于大写意印风，雕凿破擦，追求残损之美。我曾珍藏着他当时刻的两方大印：“津门茶客”和“心斋独守即深山”。我当时曾激赏他的创新精神，但也深知，这只是他彼时彼刻的一个创作阶段。而今，当其鬓发皤然，年逾花甲了，自然不再热衷于这些形式感的东西，转而追求篆刻艺术的内涵和韵味。我从此次展出的几方大印中，欣然看到了这种转化的蛛丝马迹。由此联想到孙过庭《书谱》中的一段名言：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”莫非此论专为贺忠兄而预设乎？

　　展品中有贺忠兄诗作若干首，其中也有几首为当年《集印为诗》巡展时所作，读之倍感亲切。书画家能诗，自古为常，今却罕见了。贺忠兄能以“诗书画印”四艺同展，令人恍然如见古代文人墨客之神采。而其展出方式，亦多遵古法，且题拓、书札、诗稿、印屏，诸多文房旧款，翻新齐现。这种构思和布置，充分体现着对传统古风的仰慕与追怀。贺忠兄将展览名之曰《砚边拾梦》，吾知其梦归何处，亦知其梦中襟怀矣！

　　谨为序。

己亥暮春之初，于北京寄荃斋南窗下